
很多人讲李叔同,总爱把重点放在“传奇”上:天津公子,东洋留学,能写能画,会唱会演,忽然有一天,剃了头,进了山门网上配资平台开户,好像一个热闹的人,突然把自己从人世间删掉了。可如果真顺着他的一生往前看,你会发现,李叔同的出家,并不是一次突兀的转身,倒更像是一条线走到尽头后的自然拐弯。因为他这个人,年轻时做艺术,后来做教育,再后来学佛,表面看在换路,骨子里却始终只有一件事:凡是认定的,都要做到底。李叔同之所以几乎一定会出家,不是因为他厌倦了人世,而是因为他做什么都不肯停在半途。
先看他前半生,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绝不会浅尝辄止的人。留学日本时,他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西洋画,后来成为东京艺术大学所追认和展陈的早期中国毕业生之一;可他并没有把自己只关进画室,他同时学音乐,参加诗社,还投入戏剧活动,和欧阳予倩等人参与“春柳社”,站上中国早期话剧的舞台。这样的人,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多才多艺,而在于他对“新”的感受力特别强,眼睛一旦看见更开阔的世界,就不肯再退回原来的旧框子里。绘画、音乐、戏剧,在他那里都不是消遣,都是一种对生命样式的试探。
后来他回国任教浙江一师,李叔同身上的锋芒并没有收,只是从舞台转进了课堂。杭州师大的校史材料提到,他在“浙一师”担任音乐、美术教师时,在艺术与艺术教育方面都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;他教出来的学生里,后来出了丰子恺、刘质平这样的人物。你想,一个老师,讲课不仅教知识,还能把学生的审美、气质、用功方式一道点燃,这本身就说明,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会才艺”,而是活成了一个艺术范本。他写《送别》,写《春游》,画油画,刻印章,做事总带着一种近乎洁癖的认真。就连后世重见天日的《半裸女像》,也让人看见他当年在西画上的深度,不是玩票,不是点缀,而是真正进入过那个系统。
可也正因为他这样认真,艺术最后反而不够了。这个“不够”,不是说艺术不重要,而是说,艺术能够把生活点亮,却未必能把人生安顿。李叔同前半生一直在追求“美”,而追求得越深的人,越容易在美的背后看见空。舞台会落幕,歌声会散场,画上的光会暗下去,知己也终究会零落。《送别》为什么到了今天还让人心里发酸?不是因为词句多么华丽,而是因为那里面已经隐约有了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感受。对普通人来说,这种感受也许只是偶然袭来;可对李叔同这样的人,它会越长越大,最后逼着他去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如果一切都会过去,那什么才是不过去的?
所以他后来向佛,不该被讲成一时心灰意冷。按照李叔同自述和后来的研究,他在正式出家前,已经多次接近寺院生活;1916年他到虎跑寺断食,写下《断食日志》,这已不是普通文人的好奇尝试,而是一次很认真、很身体性的精神预演。到1918年,他在虎跑正式剃度,这一步看上去很猛,其实前面早有漫长的内在铺垫。丰子恺后来用“人生三层楼”解释老师的道路:先是物质生活,再是精神生活,最后才是灵魂生活。这个说法之所以能流传,不是因为它漂亮,而是因为它太贴李叔同了——他不是放弃了第二层,而是从第二层继续往上走。
真正动人的地方还在于,弘一法师并不是把李叔同抹掉了。出家以后,他并没有彻底和艺术绝缘。杭州师大的资料里提到,他“诸艺俱疏”之后仍“书法不废”,还帮助丰子恺编辑《护生画集》,帮助刘质平整理《清凉歌集》,与旧日师友弟子始终保持联系。也就是说,李叔同并没有死在山门之外,他只是把从前向外燃烧的才情,一点点收成了向内照见的清光。以前的他,用艺术整理世界;后来的他,用戒律整理自己。以前的他追求的是形式之美,后来的他追求的是心性之净。看上去像是两个人,其实仍是一个人。
所以,李叔同为什么一定会出家?因为他不是一个肯停在“差不多”里的人。艺术救得了他的眼,救得了他的手,救得了他的趣味,却救不了他对终极答案的追问。一个把音乐、绘画、戏剧、教育都做到那样深的人网上配资平台开户,到最后,不可能甘心只做一个风流才子。他迟早要问,人生除了美,还有没有更高的秩序;除了表达自己,还有没有更严格的完成自己。于是,李叔同走到了弘一法师那里。不是突然看破,而是一路走深。不是背叛前半生,而是把前半生全部带了过去,最后变成了一种更静、更严、更彻底的存在。说到底,弘一法师不是李叔同的反面,正是李叔同被推到最后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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